新婚夜晚上十一点，我站在酒店套房门外，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房卡。
门是实木的，隔音很好，但我能想象江小雅就在门后站着。
“江小雅，开门。”我又敲了三下，节奏平稳，像在敲办公室的门。
里面传来她的声音，闷闷的：“许安宁，你去另开一间房。”
“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”我说。
“所以呢？”她的声音抬高了些，“结婚就必须睡一起？协议里没这条。”
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。那是个浅蓝色的小铁盒，巴掌大小，边角有些掉漆。我在手里转了转，然后弯腰，把它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。
铁盒滑过地毯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里面的脚步声停了。大约十几秒后，我听见她捡起了盒子。接着是更长久的沉默，长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出声了。
然后我听到了开锁的声音。
门开了条缝，江小雅的脸露出来一半。她还是穿着那身敬酒时的红色旗袍，妆有些花了，眼睛有点红，不知道是哭过还是累了。她手里紧紧捏着那个铁盒，指节泛白。
“你从哪儿找到的？”她问，声音发颤。
“一直收着。”我说，“十三年了。”
她盯着我，我也看着她。这张脸我太熟悉了，从十五岁到二十八岁，从带着婴儿肥到轮廓分明，从马尾辫到盘发，从校服到婚纱——不，是旗袍，她坚持不穿婚纱。
“进来吧。”她终于侧身让开。
我走进房间，闻到淡淡的香水味，是她常用的那款。套房很宽敞，沙发上堆着她的外套和手包，梳妆台上散落着首饰。一张大床摆在中间，上面洒着玫瑰花瓣，是酒店安排的标准程序。
江小雅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。她打开铁盒，里面的东西倒进手心。是些小玩意儿：一支用秃了的卡通铅笔头，半块兔子形状的橡皮擦，几颗已经看不清字迹的玻璃珠，还有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小纸条。
她展开纸条。那上面是两种笔迹，一种工整，一种潦草。工整的那行写着：“江小雅是大笨蛋！！！”后面跟着三个巨大的感叹号。潦草的那行是回复：“许安宁是超级大笨蛋！！！！！”四个感叹号，多一个。
“你还留着这个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你都留着，我为什么不能留？”我脱下西装外套，搭在椅背上。
她没说话，只是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看着外面的夜景。城市灯光在她的旗袍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她的肩膀微微耸着，像只戒备的猫。
我坐进单人沙发，解开领带。真累，从早上六点到现在，十七个小时的婚礼流程。但更累的是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。
“我以为你早扔了。”江小雅说，仍然背对着我。
“我也以为你扔了。”我说。
她转过身，举起那个铅笔头：“这破玩意儿，有什么好留的？”
我没回答。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，因为答案就在问题里。
时间倒回十三年前，2007年9月，高一开学第三周。
我坐在教室第四排靠窗的位置，江小雅是我同桌。她当时扎着高高的马尾，发梢扫过我的手臂时会留下淡淡的洗发水味。她成绩中上，我成绩偏下，老师安排我们坐一起，美其名曰“互帮互助”。
实际上，是她单方面“帮助”我——用各种方式让我难堪。
比如在我回答问题时故意咳嗽，比如把我的作业本藏起来，比如在我椅子上涂胶水——那次我没注意坐下去，校裤被粘住，站起来时“嘶啦”一声，全班哄笑。江小雅笑得最大声，眼睛弯成月牙。
“许安宁，你裤子开花啦！”她拍着桌子说。
我涨红了脸，抓起书包挡在身后，一路倒退着挪出教室。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十米，从座位到门口，每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。我能听见背后的窃笑声，能感受到那些目光，像针一样扎在背上。
那天我是穿着破了洞的校裤走回家的。路上有个卖水果的大婶好心提醒我：“小伙子，你裤子破了。”
我说谢谢，然后继续走。秋风吹进那个破洞，凉飕飕的，但比不上心里的冷。
第二天我换了裤子，坐在座位上没理江小雅。她倒主动凑过来，递给我一块巧克力。
“赔你的。”她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别生气了嘛。”
我没接。她就剥开包装纸，把巧克力直接塞进我手里。巧克力有些化了，黏糊糊地沾了我一手。我看着她，她笑着，那笑容里有得意，也有点别的什么，像恶作剧得逞后的心虚。
“江小雅，”我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你觉得这样很好玩？”
她的笑容僵了一下，然后更大声地笑：“开个玩笑嘛，这么小气。”
我没再说话，只是把化掉的巧克力用纸巾包好，扔进垃圾桶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有些伤害不是一句“开玩笑”就能抹平的。
但我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江小雅的“玩笑”持续了整个高一上学期。有时是藏我的课本，有时是在我背后贴纸条，有时是模仿我说话结巴的样子——我紧张时会有点口吃，她学得惟妙惟肖。
最严重的一次，是期中考试后。我数学考了五十八分，没到及格线。卷子发下来时，江小雅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“噗嗤”笑出声。
“许安宁，你真是个人才，”她说，“选择题蒙都能蒙对几个吧？”
我没理她，把卷子折起来塞进书包。那天下雨，我没带伞，准备淋雨回家。走到教学楼门口时，江小雅追上来，手里拿着把蓝色的伞。
“一起走吧，”她说，“我家和你顺路。”
我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，径直走进雨里。她愣了下，然后撑开伞追上来，把伞举过我头顶。
“你有病啊？”她说，“淋雨会感冒的。”
“不用你管。”我说，加快脚步。
她小跑着跟上，伞一直举在我头顶。雨很大，她的左肩很快湿透了，校服贴在身上。我瞥了一眼，心里某个地方动了动，但还是硬着心肠往前走。
走了大概十分钟，我停下来，接过她手里的伞。
“我来打吧。”我说。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把伞递给我，然后钻进伞下。我们并排走着，距离很近，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。雨点打在伞面上，噼里啪啦的，像在敲打什么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突然说，“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？”
我没回答。
“我知道我有时候挺过分的，”她继续说，声音很小，“但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……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。”
我转头看她。雨水打湿了她的刘海，粘在额头上，她的睫毛很长，上面挂着细小的水珠。那一瞬间，她看起来不像平时那个张扬的江小雅，倒像个迷路的小姑娘。
“那你也不能老欺负人。”我说。
“我没欺负你，”她说，然后顿了顿，“好吧，可能有一点。但你都不反抗，我就觉得……挺没劲的。”
这是什么逻辑？我被气笑了。
“所以还是我的错？”
“不是不是，”她赶紧摆手，“是我的错。我道歉，真的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伞往她那边倾斜了点。到我家楼下时，她的右肩也湿了，但我的左肩是干的。
“伞你拿去吧，”我说，“明天还我。”
她点点头，接过伞，站在原地没动。雨还在下，路灯的光晕在雨幕中模糊开来。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“还有事？”我问。
“那个……我们能做朋友吗？”她问，声音轻得像怕吓跑什么。
我看了她几秒，然后说：“看你表现。”
她眼睛亮了亮，用力点头：“我会好好表现的！”
那天晚上，我在日记里写：“江小雅今天给我打伞，还道歉了。她说想和我做朋友。我不知道该不该信她。”
第二天，她真的“表现”了。没再藏我东西，没再学我说话，甚至还借我抄笔记——虽然她的字迹潦草得像医生处方，我根本看不懂。
但好景不长，只持续了两周。
两周后的周一，我走进教室，发现桌上放着个小铁盒，就是那个浅蓝色的。我打开，里面是张纸条，写着：“打开有惊喜哦~”
我环顾四周，江小雅正埋头看书，但肩膀在微微抖动。我警觉地打开盒子——
一只肥硕的毛毛虫躺在里面，还在蠕动。
我小时候被毛毛虫蜇过，有心理阴影。当时手一抖，盒子掉在地上，虫子爬出来，我吓得后退两步，撞翻了椅子。
全班再次哄笑。江小雅笑得最大声，前仰后合。
“许安宁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！”她拍着桌子说。
我看着她，看着那张笑得通红的脸，心里那点刚萌芽的信任“咔嚓”一声碎了。我默默捡起盒子，把虫子倒进垃圾桶，然后把空盒子塞进书包。
“不好玩吗？”江小雅凑过来，还在笑。
我没理她，拿出课本开始看书。她碰了个钉子，讪讪地坐回去。那之后，我们恢复了之前的相处模式：她偶尔“恶作剧”，我偶尔忍无可忍地回击。
比如那次纸条事件。她在纸上写“江小雅是大笨蛋”，我拿过来，在后面加了一句。她把纸条抢回去，看了看，瞪我一眼，却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把纸条折好收了起来。
我以为她会扔掉，没想到她一直留着。我更没想到，我也留着那张纸条，连同那个铁盒，一起收在抽屉最深处。
高中三年就这样过去了。高二分班，她学文，我学理，教室隔着一层楼，见面机会少了。偶尔在楼梯上碰到，她会朝我笑笑，我会点点头，然后各自走开。
我以为我们的交集到此为止。直到高三下学期，某个周五下午。
我在图书馆赶作业，抬头时看见她坐在对面，也在看书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照在她侧脸上，她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细密的影子。她看得很专注，时不时咬一下笔杆，那是我以前没见过的样子。
她大概感觉到我的视线，抬起头，我们目光对上了。她愣了下，然后笑了，用口型说：“好巧。”
我也笑了笑，用口型回：“是啊。”
那天我们一起走出图书馆。夕阳很好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问我打算考哪所大学，我说了个本地的二本名字。她“哦”了声，说她想考去外地。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想离开家，去外面看看。”她说，然后看了我一眼，“你呢？不想出去吗？”
“我爸妈身体不好，留在本地方便照顾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走到分岔路口时，她停下脚步，从书包里掏出那个浅蓝色铁盒。
“这个还你，”她说，“毕业了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我接过盒子，有点沉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那只铅笔头和半块橡皮擦，还有那张纸条。
“你还留着？”我惊讶。
“嗯，”她说，低头踢了踢脚下的石子，“其实……我后来想想，我那时候挺过分的。对不起啊，许安宁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抬头看我，眼睛很亮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闪烁。
“我们……算朋友吗？”她问，声音有点抖。
我想了想说：“算吧。”
她笑了，是那种很真诚的笑，眼角有细纹。“那就好，”她说，“那，再见啦。”
“再见。”
她转身走了，马尾在脑后一甩一甩的，渐渐消失在街角。我握着那个铁盒，站了很久。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更长了，长得像要追上她似的。
但我没追。那时候的我觉得，有些人注定是过客，留在记忆里就好。
大学四年，我们在不同的城市。偶尔会在QQ上聊几句，节日会发祝福短信，但也就这样了。我知道她交了男朋友，她也知道我谈过恋爱又分手。我们的生活像两条平行线，偶尔靠近，但从未相交。
毕业后我回了老家，进了一家公司做行政。工作第三年，家里开始催婚。相亲见了几个，都不了了之。不是对方看不上我，就是我没感觉。
我妈急了，说：“安宁啊，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？”
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我只是还没遇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人。
然后，在我二十七岁那年，我遇到了江小雅。
不是在什么浪漫的场合，而是在相亲饭局上。介绍人是我妈的老同学，她说她朋友的女儿也单身，条件不错，让我见见。
我走进餐厅，看到靠窗位置坐着的女人时，愣了三秒。
她也愣了三秒。
“许安宁？”
“江小雅？”
我们几乎同时开口，然后都笑了。十年没见，她变了，又没变。头发剪短了，到肩膀，染了栗色。化了淡妆，穿着米色针织衫和长裙，比高中时成熟很多，但那双眼睛还是一样亮。
“这么巧，”我说，在她对面坐下。
“是啊，”她笑，“世界真小。”
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。我们聊了很多，高中的事，大学的事，工作的事。她说她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两年，去年才回来，现在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。谈过两次恋爱，都分了，现在单身。
“你呢？”她问。
“一样，”我说，“谈过，分了，现在被家里催婚。”
她笑了，眼睛弯成月牙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五岁的她，那个爱恶作剧的女孩。
“那……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她突然问，半开玩笑半认真。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“挺好的，”我说，“比以前好。”
“什么叫比以前好？”她佯怒，“我以前很差吗？”
“至少现在不会往我桌上放毛毛虫了。”我说。
她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引来旁边桌的侧目。等笑够了，她擦了擦眼角，说：“你还记得啊。”
“当然记得，”我说，“心理阴影。”
“对不起嘛，”她说，这次是认真的，“真的，许安宁，我欠你很多个道歉。”
我摆摆手：“都过去了。”
“那你愿意和我试试吗？”她问，眼睛直视着我，“以结婚为前提的那种。”
我没立刻回答。餐厅里很安静，能听见背景音乐，是首老歌。窗外的天色暗下来，路灯一盏盏亮起。她坐在我对面，等着我的答案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水杯。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试试。”
她笑了，是那种如释重负的笑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们都老了，不再是高中生，不会再玩那些幼稚的游戏。我们是成年人，要考虑现实，考虑未来，考虑婚姻。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某个角落，那个放着浅蓝色铁盒的角落，轻轻地动了一下。
我们开始约会。每周见一两次，吃饭，看电影，散步。和所有相亲认识的情侣一样，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。她确实变了，不再任性，不再恶作剧，变得体贴，会关心人。
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们之间太客气了，客气得像在完成某种仪式。她会记得我的喜好，我会关心她的工作，但我们很少吵架，很少谈论内心深处的想法。
三个月后，我向她求婚。没有浪漫的仪式，就是在一次晚饭后，我拿出戒指，说：“江小雅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她看着戒指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抬头看我：“你想好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她问。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你是我青春的一部分。而且我们现在相处得不错，应该能过下去。”
她笑了，笑容有点复杂。“好，”她说，“我答应。”
双方家长都很高兴，很快定了婚期。筹备婚礼的三个月里，我们像合作伙伴，分工合作，效率很高。她负责选婚纱和场地，我负责联系婚庆和酒店。我们很少吵架，有分歧也能很快解决。
但我能感觉到，她心里有事。有时候她会看着窗外发呆，有时候欲言又止。我问过她，她总说没事，只是婚前焦虑。
直到婚礼前一周，我们在她家楼下告别时，她突然拉住我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要结婚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不是都说好了吗？”
“我知道，”她松开手，笑了笑，“就是随便问问。晚安。”
她转身上楼，背影在楼道灯下拉得很长。我站在楼下，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，又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才转身离开。
婚礼很顺利。从早上接亲到晚上宴请，一切按流程走。她穿着红色旗袍敬酒，笑容得体，举止大方。我也配合着，该笑时笑，该喝酒时喝酒。
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那些笑容里有多少是真，有多少是演。
终于熬到晚上，送走最后一批客人，我们回到酒店套房。然后就是现在，我站在门外，她把我关在门外，我塞进那个铁盒，她开了门。
江小雅还在窗边站着，手里攥着铁盒。夜风吹进来，撩起她的头发。她没回头，只是问：“你为什么一直留着？”
“那你呢？”我反问。
她沉默了。很久，她才说：“因为那是你第一次还击。以前我欺负你，你都是忍着。只有那次，你反击了。我觉得……挺好的。”
我没想到是这个答案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转过身，眼睛红红的，“你觉得我们这样对吗？像完成任务一样结婚，像演戏一样办婚礼。我们真的相爱吗？”
这个问题很尖锐，像把刀，剖开了我们这几个月维持的平静表象。
“那你为什么要答应？”我问。
“因为……”她深吸一口气，“因为我觉得我欠你的。高中时我那么对你，我想补偿。”
“所以是愧疚？”我说，心里有点发凉。
“不只是愧疚，”她摇头，“我也……我也说不清。但我知道，看到你愿意娶我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真到了这一天，我又害怕。我怕你不是真的想娶我，只是觉得合适。我怕我们结婚后，会变成那种相敬如宾却同床异梦的夫妻。”
她说着说着，眼泪掉下来。她没擦，任由泪水流了满脸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。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，递给她。她没接，我就帮她擦。动作有点笨拙，但很轻。
“江小雅，”我说，“我留着这个盒子，不是因为它代表你欺负过我。而是因为它代表我们有过交集。那些事，好的坏的，都是我们共同的过去。”
她抬起头看我，睫毛湿漉漉的。
“我娶你，不是因为合适，也不是因为同情。”我继续说，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，现在终于说出来了，“是因为我发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会想起你。想起你打伞时湿透的肩膀，想起你说‘我们做朋友吧’时的表情，想起毕业时你还我盒子时的样子。”
“我以为我忘了，其实没有。那些记忆都在，收在这个盒子里，也收在我心里。”
她怔怔地看着我，眼泪又流出来。
“那……你爱我吗？”她问，声音很小。
这个问题太难了。爱是什么？是心跳加速，是朝思暮想，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当我想象未来时，画面里有她。当我看到好吃的东西时，会想她会不会喜欢。当我累的时候，会想听听她的声音。
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，”我实话实说，“但我知道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。想每天早上看到你，想和你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一起变老。想在你难过时陪着你，在你高兴时和你一起笑。”
“即使我曾经那么对你？”
“那些都过去了，”我说，“人是会变的。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我们现在是大人了，不能再抓着小时候的事不放。”
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突然扑进我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哭得像个孩子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我抱住她，轻轻拍她的背。她的旗袍很滑，上面有泪水的湿意。
“对不起，”她边哭边说，“许安宁，对不起……我那时候太坏了……我真的很后悔……”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我原谅你了，早原谅了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她哭得更凶了。我抱着她，任由她哭。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，只有零星的车声。月亮升得很高，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银白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哭够了，从我怀里抬起头。妆彻底花了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但她却在笑，笑得很难看，但很真实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说，“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不是从结婚开始，是从……从做朋友开始。”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不过这次，你不能往我桌上放毛毛虫了。”
她“噗嗤”笑出声，又哭又笑的：“我保证，绝对不放。”
那晚，我们没睡那张洒满玫瑰花瓣的大床。她睡床，我睡沙发。但我们聊了很久，聊到凌晨三点。聊高中时的糗事，聊大学时的经历，聊工作后的烦恼。
原来她大学时也被人欺负过，才知道被欺负的滋味有多难受。原来她分手是因为前男友控制欲太强，她受不了。原来她回老家，是因为妈妈生病了，她想多陪陪家人。
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伤疤。
“你知道吗，”她说，声音带着困意，“我留着那张纸条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你把我当平等的人。不是讨厌的欺负人的同桌，就是个普通同学，可以互相开玩笑。”
“那你写四个感叹号，是想压过我？”我问。
“嗯，”她笑了，“不能输给你。”
“幼稚。”
“你才幼稚。”
我们都笑了。笑着笑着，她睡着了，呼吸变得均匀。我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心里很平静。
也许这不是爱情最理想的样子，没有一见钟情，没有轰轰烈烈。但我们有共同的过去，有互相了解的意愿，有一起走下去的决心。
这也许就够了。
不对，不能用“够了”这个词。应该说，这也许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，不完美，但真实。是两张都有瑕疵的纸，拼在一起，却能覆盖彼此的空洞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被阳光晃醒。睁开眼睛，看见江小雅坐在床边，已经换好了衣服，头发也梳整齐了。她看着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早，”她说。
“早。”
“那个……”她挠挠头，“沙发睡得难受吧？今晚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”
“不用，”我坐起来，“床够大，可以一人一半。”
她愣了愣，然后笑了：“你不怕我半夜恶作剧？”
“怕，”我说，“但总要试试。”
她又笑了，这次笑得很甜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她眯起眼睛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十五岁的她，那个爱笑爱闹的女孩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十三年。我们从少年到青年，从同桌到夫妻，走过弯路，有过误解，但最终坐在这里，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，对彼此微笑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？”
“谢谢你娶我，”她说，“也谢谢你……还愿意和我做朋友。”
“不客气，”我说，“江小雅同学。”
她眼睛亮了亮，然后伸出手：“那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江小雅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是你的新婚妻子。”
我握住她的手：“我叫许安宁，二十八岁，是你的新婚丈夫。”
我们握手，像完成一个仪式。然后她松开手，站起来：“我去洗漱，然后吃早饭。酒店早餐到十点，还来得及。”
她走进浴室，关上门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听着里面传来的水声，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。
那个浅蓝色铁盒放在床头柜上，盖子开着，里面的小玩意儿散在周围。我走过去，把东西一样样收好，铅笔头，橡皮擦，玻璃珠，纸条。纸条已经泛黄，字迹也有些模糊，但还能看清。
“江小雅是大笨蛋！！！”
“许安宁是超级大笨蛋！！！！！”
我在后面加了一句，用从抽屉里找到的笔：“但现在我们是夫妻了。”
然后把纸条折好，放回铁盒，盖上盖子。
江小雅从浴室出来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脸上还挂着水珠。她看见我手里的盒子，问：“你还留着啊？”
“嗯，”我说，“这是我们的历史。”
“也是我们的开始，”她补充。
“对，”我笑了，“开始。”
早餐时，我们商量着蜜月去哪。她说想去海边，我说可以。然后我们讨论具体地点，讨论行程，讨论要带什么东西。
就像所有普通的新婚夫妻一样。
不，我们就是普通的新婚夫妻，有着普通的过去，普通的现在，和也许普通的未来。但普通没什么不好，普通才是最真实的生活。
吃完饭，我们回房间收拾行李。下午的飞机，去三亚。她蹲在地上整理箱子，我把叠好的衣服递给她。阳光很好，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她哼歌的声音。
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。
“江小雅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欺负我？”
她手上的动作停了停，然后继续整理，声音很轻：“因为……我喜欢你。”
我愣了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喜欢你，”她重复，耳朵有点红，“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欺负你，你就会注意我。虽然……方式很糟糕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。我以为她只是任性，只是爱捉弄人。
“很傻吧？”她笑了，有点苦涩，“用最笨的方式，表达最真的感情。结果把你越推越远。”
“所以后来你道歉，是想挽回？”
“嗯，”她点头，“但你好像已经不想理我了。毕业时我还你盒子，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你说我们做朋友，我可能会告诉你。但你说‘算吧’，我就知道，没机会了。”
我走到她面前，蹲下，和她平视。
“那现在呢？”我问，“还喜欢吗？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很亮，像蓄着两汪泉水。“喜欢，”她说，“从十五岁，喜欢到二十八岁。虽然中间断过，但再见到你时，又接上了。”
我吻了她。很轻的一个吻，落在她额头上。她闭上眼睛，睫毛颤了颤。
“许安宁，”她低声说，“我们会好好的，对吧？”
“会，”我说，“一定会。”
因为这次，我们知道了该怎么表达。不是用恶作剧，不是用沉默，而是用语言，用行动，用陪伴。
因为这次，我们选择了坦诚，选择了面对，选择了在废墟上重建，而不是假装废墟不存在。
因为这次，我们不仅是夫妻，还是朋友，是战友，是要携手走完余生的人。
退房时，前台服务员微笑着祝我们新婚快乐。我们道谢，拉着箱子走出酒店。阳光很好，天空很蓝，风很温柔。
江小雅挽着我的手臂，头靠在我肩上。我们都没说话，只是慢慢走着，像所有普通的新婚夫妻一样。
不，我们就是普通的新婚夫妻。只是我们的故事，比别人多了个铁盒，多了张纸条，多了十三年的时光。
但有什么关系呢？日子还长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把那些错过的，补回来。
飞机起飞时，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。我看着她安静的睡脸，想起那个浅蓝色铁盒，想起那些年少的时光，想起昨晚她哭红的眼睛，想起今早她的笑容。
然后我也笑了，握住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小，很软，很暖。
像我们的未来。
全文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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